导读 随着VR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从各个角度对VR进行理性思考,本文从新闻伦理道德的角度,深入分析了VR新闻领域已经存在的和可能存在的伦理问题,对于考研考博者以及相关领域的研究学者来说,是一篇必看文章。 虚拟现实技术(VR)已在美国硅谷掀起新的淘金热;虚拟现实新闻(VR Journalism)也被视为具有革命性——能将受众变成“目击者”——而被美国主流新闻机构所关注和实践。尽管VR新闻似乎已经成为新闻业的下一个热点,但它依旧是新事物,仅仅为少数有实力的媒体试水,VR新闻目前还面临着巨大的新闻伦理风险。在技术性挑战之外,VR新闻也面临着一些伦理风险,这更加值得新闻从业者注意。 第一,VR新闻对公众可能具有更大的操纵性和欺骗性。 如前所述,VR新闻的优势是360度全景摄影,因此摆脱了新闻中的“框架”(取景框和叙事逻辑)限制,能赋予受众更多的观看自由和更逼真的感官体验。但从另一方面看,正因为逼真或浸润,相较一般新闻,VR新闻在它貌似全面、客观和真实的呈现背后有着更多的人为建构,因此对受众可能有更大的操纵性甚至欺骗性。例如,NPR新闻部高级副总裁和内容编辑主任奥瑞斯克斯(Mike Oreskes)就批评《纽约时报》的VR纪录片《无家可归》,认为它的制作人员使用计算机将事后在犯罪现场拍摄的照片和视频拼接起来,让观众以为自己亲临了犯罪现场。 第二,VR新闻依旧具有极强的把关、议程设置和显化功能。 VR新闻记录和传播的内容尽管具有“穷尽性”,但制作者对内容和价值依旧具有把关、议题设置和显化功能。我们知道,新闻媒体在报道中通常会经历五个环节。记者将某些内容置于新闻报道视野内,其他议题则被过滤排除掉,这是“把关”(gate keeping);对于那些被放入关内的各种新闻按照新闻媒体自己所认为的重要性排序,并因此影响公众心中对这些议题的重要性排序,这是“议程设置”(agenda setting);在具体报道某条新闻时,使用特定的叙事逻辑将多个新闻事实串起来,以利于公众理解,这是“框架设置”(framing);作为前述三个环节的结果,受众的注意力被吸引集中到某个单一议题或标准上,并依之对公共事务进行评价,这是“显化效应”(priming)。如前所述,VR也许可以消除具体新闻作品中的“框架设置”,但是新闻机构在VR新闻题材选择上仍具有强大的“把关”能力和“议题设置”能力。VR新闻中是否还存在“框架”已经无关紧要;通过对VR新闻题材的把关和议程设置,加上VR手段的强大传播力和感染力,VR新闻具有更强的“显化”效果,更能引导乃至扭曲用户的认知和行为。 第三,VR新闻有将“公众”(public)退化成“群众”(crowd)的风险。 VR技术的强项在于影响观众的感官,从而造成感同身受、身临其境的在场感,这也许会使得社会“过于媒介化”(over mediated),可能导致情感在用户群体中快速蔓延,导致理性“公众”退化成非理性的“群众”。 “群众”指身体上相互接近,因而情绪上容易相互感染的人群;而“公众”则是身体上相互远离,意识上由大众媒介连接的人群。一般认为“公众”比“群众”理性。这两者的区分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期,当时西方社会出现了一些传染病般的社会时髦和疯狂,尤其是群众(crowds)和暴民(mobs)活动猖獗。就此,勒庞和塔尔德提出了“群众心理学”,认为群众心理体现了西方文明最深刻的病症和时代特征。“群众”的典型特征是:其组成个体之间的障碍全部消除,使得信息和情感可以自由流动,相互影响,形成回路;群体在意识上形成了一种团结,在智力上导致的结果不是集体智慧,而是多个个体智力中的最小公约数,勒庞将其称为“原始头脑”(primitive mind)。 VR新闻强烈地诉求于用户的感官,似乎可以克服种种障碍远距离在人与人之间建立强烈的情感联系,“形成回路”,这是否有可能会使“公众”沦为“群众”,重现19世纪末由黄色新闻纸引发的那种暴民时代?在诉诸感官的VR新闻中,如何诉求和培养公众的理性?这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第四,“虚拟现实”新闻是否会带来“缸中大脑”的可怕将来? 如前所述,媒介能重组人的感官乃至意识。用户头戴“虚拟现实”头盔,其主要视觉和听觉都被包裹,受到虚拟现实节目内容的浸润,这不免让人想起勒内•笛卡尔的思想实验——“缸中大脑”(brain in tub)。笛卡尔指出:“凡是我当作最真实、最可靠而同意 怎样的东西,都是通过感官得来的;但有时候,有证据表明我们的感官具有欺骗性。”因此,他认为,对于我们的感官所感觉到的信号,我们无法区分它们到底是真实的,还是有一个全能的、邪恶的怪物将我们的大脑养在营养液中,通过电极不断向它注入各种信号,让我们将“虚假”等同于“现实”。这一可怕的情景在美国科幻电影《黑客帝国》中有着非常具象的刻画。从1938年的“火星人攻占地球”广播剧造成的巨大社会恐慌,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电视对观众的催眠效果,到21世纪由社交媒体造成的过滤气泡(filtering bubble)或“信息茧房”,再到今天的虚拟现实,人类对媒介的依靠 何必越来越强。这使得媒介使用者被媒介营造的信息环境所影响乃至控制的可能性越来越大,直至人人都成为“缸中大脑”。 第五,在虚拟现实新闻中,用户“身体”真的就不重要了吗? 自2500年前的古希腊至今,在西方传播思想中,“通过媒介而超越身体和距离(disembodiment),实现人与人之间心灵上的融合”这一交流观念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如前所述,笛卡尔怀疑感官(身体),强调思维理性。19世纪末,库利提出了“镜中自我”(The looking-glass self)的观念,认为只要通过与他人的符号互动(传播),我们就能像看镜子一样认识到自我。对他而言,人与人亲近不是身体上的,而是符号上的;只要符号交换可能,社区和社会就会存在,而物质世界或肉体则可有可无;所谓“社会”也不过就是通过符号连接起来的原子化的个人。 然而,新闻报道中,观众的“身体在场”对“目击”果真不重要吗?梅洛•庞蒂批评了笛卡尔的心灵的、内在的我思,认为他不能解释什么原因对于同样的感官经验,不同人却有不同的主观感受。无论VR新闻通过“运输”(transport)让人觉得多么有“在场感”,我们作为观众,身体是否在新闻现场从来就影响着新闻的发生、演进以及其意义的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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